古老禮俗、殖民歷史與奢靡消費的渴望，在旺角一條三百米長的街道上交匯
香港乍看並不像一個令人迷上鮮花的地方。這座城市以密度著稱，以金融聞名，以一種對易腐之物和感性事物毫無耐心的商業新陳代謝驅動運轉。然而，花卉以一種值得細細審視的方式，深深編織入香港生活的肌理——滲入節慶、迷信、送禮文化，以及日益強烈的美學追求。由此形成的花卉業，既古老又當代，既傳統又受科技驅動，而在此刻，正承受著一代人以來最為沉重的壓力。
要理解個中緣由，不妨從這個行業自身的起點說起：九龍一段不起眼的路面，卻出人意料地躋身全球最知名花卉市場之列。
一條街道及其歷史
花墟道由東向西貫穿旺角北部，與太子道西平行，從洗衣街至花墟公園街，綿延約三百米。以客觀標準衡量，這不算一條長街。以全球花卉貿易的標準衡量，它的影響力遠超其規模：逾120間地面商鋪密集排布，色彩奔放，花香四溢，吸引遊客、專業花商、設計師和本地買家絡繹而至，各佔一席。它被普遍列為全球最知名的花卉市場之一——這說明一座城市的身份認同，可以凝聚在一條平凡的花檔街道之上。
花墟的起源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末。英國殖民統治初期，大批愛花的歐洲居民湧入，與新界本地農民互通觀賞花卉，西方插花美學由此與中國傳統園藝相互融合，建立起對時令花卉的持續需求——劍蘭、百合、菊花、薑花、蓮花，以及至今仍具特殊地位的桃花——這股需求從未真正消退。
踏入1970年代，香港經濟完成了從農業向貿易與製造業的戲劇性轉型，本地農民大多退出種植，轉而成為商人。花墟道的市場整合為批發樞紐，逾五十間花檔在此採購貨源，再分銷至全港各花店。1990年代，市場進一步演變為獨立的公眾目的地，部分得益於每年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的香港花卉展覽會，以及每逢一月或二月將同一個公園化為蓬勃臨時市集的農曆新年年宵花市。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允許花卉免關稅流通——賦予批發市場接觸到異常豐富的國際花種的機會：來自肯亞和厄瓜多爾的玫瑰、荷蘭的鬱金香和牡丹、泰國的蘭花、中國內地的菊花。
1979年在此開業的「亮晴」（Brighten），成為全港最大的花卉及園藝零售商之一，銷售進口及本地花卉、盆栽植物和園藝用品。持續經營逾四十年的「匯豐花店」（Wayfoong Florist）則成長至國際分銷規模。這些名字不見於光鮮雜誌，卻是這個市場的骨幹——歷經樓市繁榮、經濟低潮、疫情衝擊，以及當前百年來最具影響力的城市規劃干預，依然屹立。
農曆新年：一門截然不同的生意
要理解香港花卉業的獨特經濟邏輯，首先必須認識到，它實際上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旺季，以完全不同的情感頻率運作。
日常花卉消費——為生日、週年紀念、商業活動、慰問、浪漫和家居裝飾而購花——是一回事。農曆新年則是另一回事。在每年農曆新年前夕（依農曆落點在一月中旬至二月下旬之間），全城進行一場沒有西方對應物的集體蛻變。香港島、九龍和新界同時開設十四個花市，其中以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規模最大，約400個攤位販售花卉、盆栽、節慶裝飾和食品，從清晨一直營業至深夜。那種氣氛，是金融區難以複製的活力——幾代同堂的家庭穿梭在擠擁的通道間，祖父母向孫兒解釋每種花的含義，小販高聲叫賣，時鐘滴答走向除夕。
象徵意涵精確而不容商量。金桔樹果實纍纍，象徵財富與好運——廣東話中「桔」與「吉」諧音。桃花代表姻緣和宏圖大志；「桃」與「圖」諧音，寓意宏圖。銀柳的廣東話名字聽起來像「銀屋」，寓意富足。水仙若能掌握時機在新年初一綻放，格外吉祥。蘭花象徵高雅與多子多福。弄錯了則不只是美學失誤——帶著與喪葬相關的白菊花赴喜宴，是一個意義重大的社交失禮。
對維多利亞公園及各地攤販而言，花市結束前的最後數小時，是一場有序的狂熱。攤主耗費相當成本，撐過接近一週的交易，有強烈動機在午夜前清貨——賣不出的植物要麼捐贈慈善，要麼銷毀。最後幾小時價格急劇下滑，形成一個強度異常的買方市場——掌握好時機的人，能以極低折扣買到心儀之物，代價是選擇有限且人潮洶湧。整個花市歷時不足一週，卻往往佔據許多攤販全年收入的重要比重。
花墟道在這個時節也有自己的蛻變，儘管形態略有不同。批發基礎設施向節慶存貨傾斜——大把大把捆紮的桃花枝、大小各異的金桔樹、吉祥顏色的菊花——零售人流比例大幅上升。全年最大宗的商業交易，有許多在新年前的兩週內完成。
新競爭：奢華進場
農曆新年代表香港花卉業最傳統的形態，過去十年則見證了市場另一端同樣重大的轉變——驅動力不是文化禮俗，而是重塑全球奢侈品消費的相同力量。
從多數指標衡量，香港是高端花藝的異常肥沃土壤。這座城市擁有全球最高密度的超高淨值人士之一。其企業文化對招待開支出手慷慨。旗下酒店——瑰麗、文華東方、半島——在最奢華的大堂裝置上激烈競爭。置地廣場和太古廣場等頂級商場，恰是一間定位精準的花店得以建立高端客群而非只是租下地鋪的理想物業。由此催生了一批奢華花店，其抱負與定價，放在倫敦梅菲爾或紐約上東城也毫不遜色。
「花與詩」（Petal & Poem）在置地廣場和太古廣場各設精品店，匯聚了在荷蘭、美國和英國受訓的花藝師，並在《Vogue》、《Prestige》和《Tatler》積累了相當的編輯曝光。它曾與香奈兒合作。其插作——松散、有質感、有機構成——處於歐洲花園傳統與當代奢品禮品的交匯處。花束起價約1,280港元。「Bloom & Song」坐落於尖沙咀瑰麗酒店內，將日本與北歐美學融於一體，以克制的色調和對可持續實踐的公開承諾為特色。「The Floristry」工作室設於上環荷里活道，構建了更為罕見的存在：不僅是一間花店，更是一個生活方式品牌——擁有廣受閱讀的季節生活編輯雜誌、被比作時裝屋內容的短片，以及近年與Prada和Soho House的合作項目。其花束起價985港元，文化影響力則遠不止於此。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企業並不依賴路過客流或衝動消費。它們主要透過線上渠道和WhatsApp下單運作——WhatsApp已成為香港高端花店的主要訂購媒介，比電郵更快，比網頁表格更具人情味——並透過Instagram、編輯置入和口碑，在那些視大方用花為理所當然的社交圈中積累客群。它們向荷蘭、肯亞、新西蘭、南非、厄瓜多爾和中國內地的種植者採購，借助香港自由港地位，匯聚比大多數全球競爭對手更豐富的花種。
在市場的平價一端，「Flowerbee」以蓄意的進取姿態定位為反奢華選項。其創業主張直截了當：香港花店都從相同的批發市場進貨，收取的溢價反映的是品牌，而非底層品質。Flowerbee的回應是將這部分差價轉還客戶，提供起價約425港元的花束，下午3時前下單免費即日送達。這個論據獲得共鳴；品牌已成長為全港最全面的線上花卉業者之一，涵蓋日常花束至新娘捧花和開業花籃。
在這兩極之間，一個多元的中端市場已然成形——「Floristics Co.」建立了切實的可持續資歷（每售出一束花種一棵樹；最後一英里全程碳中和配送；刻意精簡、以時令為驅動的花品系列）；「英華花店」（Anglo Chinese Florist）創立於1946年，現設於中環蘭桂坊，其廣東話街名意譯為「花街」，作為香港旅遊發展局的優質商戶已逾二十年。這個市場擁擠、競爭激烈，正經歷一場奢華、中端與平價之間的分層——與香港零售業整體發生的結構變化如出一轍。
受威脅的花墟
就在這片商業活力的背景下，市區重建局於2024年3月的宣布，如同二月的寒霜落入花墟社群。
市區重建局的「洗衣街╱花墟道發展計劃」，編號YTM-013，建議重建市場附近六個地盤，總面積29,315平方米。計劃將拆卸22幢樓齡介乎64至76年的低層建築，遷走33間地鋪花店和12間上層商鋪，並以約25億港元的發展成本徵用大片公共土地。取而代之的是：兩幢38層高的住宅大廈、一個五層商業裙樓、商業樓宇，以及沿界限街至彌敦道一段已覆蓋明渠建設的至少8,800平方米「水道公園」，和一座包含社區及體育設施的多用途綜合體。竣工目標定於2035年或2036年——整整一個十年，在此期間市場將在工地噪音中運作。
市區重建局陳述的理由是：區內老化建築需要更新，地下停車場的興建將疏導交通，而重建將為地區帶來更多居民和商業活動，提升長遠活力。局方承諾將在落成項目的零售單位分配上，「優先考慮」受影響花商，租金待後確定。
花墟業界的回應毫不含糊。居民和業主自發成立關注組。自1995年在市場營業、僱用約十名員工的花商梁敬輝估計，若地區成為十年工地，生意至少跌去四成。「我們如何熬過重建？」他說。黎先生（Adrian Lai）在宣布前四個月，剛以逾160萬港元在洗衣街與太子道西交界開設新店，隨即面臨在收回投資之前便被徵收新店的困境。那些不在拆卸範圍內的花商，則面臨一個不同但同樣棘手的問題：這個街區的人流和特色，與整個花墟的集聚效應密不可分。削弱集聚效應，就是削弱其中每一間商戶，包括那些建築未受影響的花店。
城市規劃委員會在2024年8月至10月的公眾諮詢期間，收到767份意見書。其中674份——近88%——反對該方案。批評者包括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和前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城規會仍於2025年1月在未作任何修訂的情況下批准計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2025年4月給予最終批准。工程現已展開。2026年1月，市區重建局公布受影響住宅物業的收購價為每平方呎15,377港元——當地居民和地產代理形容這一價格偏低，指同區可比物業市價介乎每平方呎18,000至24,000港元。
最令評論人士憂慮的先例，是灣仔的「喜帖街」——利東街——曾被市區重建局改造為城市規劃師喜歡、普通市民覺得空洞的行人商業區。本地人指出，結果是這條街失去原有租戶，淪為充斥連鎖分店的普通商場，與其他商場唯一的區別，是對昔日所有之物的依稀記憶。正如土地研究社一名研究員所言，市區重建局未能提供「明確措施，說明如何在重建過程中保留花墟的特色與氛圍」。
供應鏈：香港鮮花如何抵達
要完整描繪香港花卉業的面貌，必須追蹤使其得以運轉的供應鏈——一個從赤道溫室延伸至凌晨穿行九龍街道的冷藏貨車的網絡。
香港是切花淨進口地。這座城市幾乎沒有任何商業規模的本地種植。鮮花主要來自四個產地：中國內地（主要來自雲南省昆明的龐大批發市場，2024年交易量約達141.8億枝）、荷蘭、肯亞，以及南美洲——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和南非均有供貨。香港的自由港地位使其成為異常易於進入的市場：鮮花進口無需承受令許多可比市場買家苦惱的關稅阻力，這在歷史上使旺角批發市場得以維持遠超其規模所能支撐的豐富品種。
貨品通常在清晨抵達市場，大約在凌晨五時至早上八時之間，貨車在商鋪外卸貨，無需店主在場——考慮到涉及街道的密度，這種物流上的非正式安排運作得出奇順暢。早上九時，花商已將新到貨品陳列妥當，迎接當天的客人。傍晚六時，一天的工作開始收尾，為翌日清晨的送貨再度準備。
香港大部分時候的潮濕氣候，是花卉業長年面對的勁敵。在倫敦能保鮮一週的花朵，在香港的夏日高溫下可能三天便凋萎。這使冷鏈——從農場到貨運、到旺角批發市場、到最終客戶配送——比氣候溫和的城市更為關鍵，也抬高了全程維持品質的成本。高端花店的應對之道，一是把關採購品質，二是掌握進貨時機：頻繁小批次進口，而非大批囤積，確保沒有任何花卉在倉儲中滯留過久。部分奢華品牌按需從歐洲種植者空運鮮花，將航空貨運視為維持穩定品質的成本，而非奢侈的物流選擇。
數字化轉型
香港花商作為一個整體，上網的步伐比許多可比城市的同行更為急切。原因一半是結構性的——香港智慧型手機普及率位居全球前列，居民早已習慣透過應用程式和通訊平台訂購食物到藥品的一切——另一半是競爭壓力使然。市場密度意味著價格透明度幾近全面：對某家花店定價是否合理存疑的客人，只需幾下輕觸便能查閱十幾家競爭對手。
WhatsApp在這個生態系統中佔據一個不尋常的位置。在大多數消費市場，花店的主要訂購渠道不是網站便是應用程式。在香港，許多最具規模的花店，相當大比例的生意透過WhatsApp私信完成——這允許以對話形式討論場合、預算、收花人喜好和配送時間，是網頁表格無法複製的個人化服務體驗。這恰好適合一個許多買家正在為重要場合作慎重、較高價值消費的市場——他們珍視在承諾下單前那一點人情互動所帶來的保證。
Instagram已成為業界主要的行銷渠道，尤其對高端和中端品牌而言。「Petal & Poem」、「The Floristry」、「Bloom & Song」和「Floristics Co.」均透過兼具編輯內容功能的影像，建立起可觀的追蹤者——充滿嚮往感的居家場景、季節性植物研究，以及暗示工藝與用心的工作室幕後片段。「The Floristry」的Instagram存在，已促成一種極少小型企業能在世界任何角落達致的文化定位：香港創意階層的部分人士，不將其視為花店，而是設計權威。「花與詩」的信息流，則以一種不言而喻卻從容不迫的方式傳遞奢華。
即日配送已成為市場大多數玩家的競爭基線，許多花店對午後截單前的訂單提供免費服務。其經濟壓力不輕——香港的交通、其垂直地理特性（配送須穿越多層住宅和商業大廈）、易腐商品的速度要求，合力使最後一英里造價高昂。數家業者的回應是將免費即日配送列為標準功能而非附加選項，將成本納入定價結構，以此作為對抗另行收費競爭者的差異化優勢。
中間商問題：香港版
貫穿香港花卉業的一個結構性張力，因花墟道的風波而被映照得格外清晰。這個行業的價值，在市場兩端創造——種植端，花卉以相當的努力和技藝培育而成；零售端，選花、插作和呈送的象徵與情感工程在此完成——而中間層卻攫取了不成比例的商業回報。
Flowerbee在市場定位上將這一批評說得直白，箇中確有其道理。香港批發市場向全港大多數花店供應相同的底層商品。一束Flowerbee 425港元的花束，與一束「花與詩」1,280港元的插作之間，價差是真實的，反映了採購品質、設計技巧和服務上的真實差異；但這也反映了品牌溢價和物業成本——置地廣場和太古廣場的租金，足以令旺角店主瞠目——而這些成本最終轉嫁給客戶。
這並非香港特有的批評，而是零售花藝業的普遍經濟規律。但這解釋了為何奢華端能在一個中端市場感受擠壓的城市中如此迅速擴張。負擔得起明確差異化產品的消費者願意為此埋單；負擔不起的，則被Flowerbee等已明確打出價格論據的業者吸引至平價端。中間的位置，是最難受的地方。
市區重建局的重建計劃，在這一動態上再添一層。若花墟道批發樞紐被削弱——因拆卸、因十年建築擾動、因連鎖零售取代專門商戶——熟悉如何在這個樞紐中穿梭採購的資深花商的競爭優勢便隨之消退。那122間店鋪中沉澱的知識，是數十年與特定種植者和中間商建立的交易關係的積累，並不容易在一個新混合用途發展項目中重建——那裡的地鋪零售是由政府機構按市值釐定的租金分配，而非按照一個專門行業的存續需要。
往後如何
2035年或2036年市區重建局重建項目竣工時，香港所擁有的花卉業，將以難以自信預判、卻容易帶著憂慮想像的方式，有別於今日。
農曆新年年宵花市幾乎必然延續。它太深植於廣東文化實踐之中——太緊密地連繫著這座城市對一年應如何開始的集體感知——無法被規劃政策或消費習慣的改變所取代。維多利亞公園每年一月或二月化身臨時花城，熬過了殖民統治、回歸、疫情和政治動盪；它也將熬過旺角重建。桃花與金桔的象徵意涵，不是管理顧問能夠顛覆的潮流。
奢華市場同樣將延續，且很可能進一步成長。香港的財富集中度並未消退；企業和酒店對高端花藝裝置的需求是結構性的，而非週期性的。「The Floristry」與Prada的合作、「花與詩」與香奈兒的連結，標誌著全港最具雄心的花商將持續追求的方向。支撐即便是高端採購的批發基礎設施，能否在其地理核心受到十年衝擊後存活，則是一個更開放的問題。
中端市場將承受最大壓力。在花墟道地區的人流和集聚效應上建立生意的獨立花商，恰恰是最不具備能力消化長期建築混亂的一批業者。有些會遷址；有些會結業；少數會全面轉為線上。最可能存活的，是那些已建立起強大到足以隨之遷移的客戶關係的業者——以數字為先的業務，其核心資產是定期向他們下單、無需實體商鋪便能發現其存在的客戶數據庫。
在一座反覆展現出在衝擊後重塑其商業生活能力的城市，有理由抱持審慎的樂觀。花墟不會消失；留在拆卸範圍以外的百餘間商鋪將繼續營業，其中一些會適應求存。然而一個百年市場的特殊煉金術——其密度、其橫跨多代的家族生意的層疊、其同時作為批發樞紐、零售目的地和旅遊景點的複合功能——並非城市規劃師所能設計建造的。它從時間中生長，從積累的知識中生長，從花商與供應商、與客戶之間幾十年來建立的具體社會關係中生長，而這些關係，一旦消逝，往往消逝得極快。
花朵本身，一如既往，對這一切漠然以對。它們將繼續在天亮前抵達花墟道尾段，被插作、出售、帶回家、插入清水，為某人的廚房添一抹亮色，或為某人的墳前奉上一份敬意，訴說那些太複雜或太簡單、以其他方式難以言表的心意。那種衝動——人類伸手觸碰美麗之物、將其奉予他人的本能——將比任何重建方案更為長久。未來十年向香港花卉業提出的問題，不是情感是否延續，而是服務它的基礎設施，能否同樣長存。
太子道花墟道設有逾120間地鋪，橫跨四條街道。市區重建局YTM-013發展計劃已於2025年4月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目標於2035至2036年竣工，估計造價25億港元。維多利亞公園農曆新年年宵花市設有約400個攤位，為香港最大的年度花卉市場。
香港花藝師協會: https://zh-hk.hk-flor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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