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平價鮮花如何令香港花店步入寒冬

一門靠微薄利潤和長工時支撐的老行業,正被一條愈來愈「薄」的邊界削弱——也被一代不再分辨旺角花束與深圳花束有何分別的顧客所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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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早上,旺角花墟依然潮濕悶熱,水桶裡花團錦簇,人行道上人頭湧湧,單看表面,生意似乎不錯。可是細看之下,畫面並不那麼樂觀。以前一束能賣五百至七百港元的花束,如今只賣三百至四百港元——比去年同期起碼便宜兩成——而做出這個折讓的檔主們坦言,這並非他們心甘情願的選擇。他們降價,是因為不降價的下場就是整單生意拱手讓人——讓給十八公里外的競爭對手,隔著一條香港顧客如今可以隨意跨越、猶如過馬路般的邊界。

「生意每年跌一點,」花墟一名店員近日這樣形容,「但一年年累積下來,就是一大截。」這種不動聲色的算術——每年小幅流失,日積月累演變成生存危機——正是香港花卉業在2026年的寫照。花店東主和零售業分析師都指出,這同時也預示著:任何規模細小、依賴人手、利潤微薄的香港生意,一旦隔壁就是一條龐大得多、便宜得多的供應鏈,將會面對怎樣的處境。

十八公里的差價

箇中機制並不複雜,而正正因為簡單,才最難對付。深圳的鮮花批發市場,由中國龐大的雲南切花產區供貨——如今亞洲市場上大部分玫瑰、康乃馨和百合都出自那裡——賣出的花材,價錢只是香港花店經由自身較小、較貴供應鏈進貨成本的一小部分。在深圳花店,一束基本花束大約二百至四百元人民幣,折合約二百二十至四百四十港元;若在香港購入同等花材製作,成本會明顯高出許多。以玫瑰或蘭花為主的高級花束,內地一方的折讓幅度更大。

多年來,這個差價的影響有限,因為要到深圳買花,意味著要專程走一趟:花一個下午過關、在批發花市裡逐檔比較,再拎著花束坐地鐵回家。大多數人嫌麻煩,索性作罷。真正改變的,不是差價本身,而是套利所需的那道「麻煩」——如今已幾乎消失。

一批新的小型經營者應運而生,把這道麻煩徹底抹平。非正式的「代購」和跑腿服務如今在微信和Instagram上大做廣告,主打即日、人手攜帶,由深圳華強北、東門花市直送香港地址,額外運費往往只需五十五至一百六十五港元。有些跑腿甚至形容,自己會親身攜著花束穿過深圳灣或羅湖口岸,出發前先拍照給客人核實花材新鮮,數小時內便送抵港鐵站交收。其中一名向本地媒體講述業務的跑腿表示,鮮花訂單如今是其副業中利潤最豐厚的部分——這門副業最初是由芝士蛋糕起家的,但相比之下,人手攜帶花束的利潤更高。

這些跑腿沒有一個持有香港花店牌照,沒有一個要繳付香港商鋪租金。而且愈來愈多情況下,他們連店面都不需要——只需一個微信帳號、一位深圳批發商的人脈,以及一名願意跨境奔波的跑腿。

一場似曾相識的零售危機

花店東主堅稱自己的困境並非孤例,而他們說對了——這只是香港零售業自2023年與內地全面通關以來,一場更廣泛重整中的最新一章。餐廳成批結業,同一條街上三四間店幾星期內相繼熄燈;曾是社區地標的餅店、髮廊、精品店也陸續步其後塵。這個模式已經明顯到德勤中國的零售業分析師形容,香港正進入一段「結構性」而非單純週期性的波動期——意思是,利潤所受的壓力並非一時三刻的淡季,而是新常態。

兩股力量正同時發力。一方面,香港自身的成本——商鋪租金、人工、經由一個非農業型細小經濟體進口易腐貨品的成本——始終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匯率的算式正悄悄向本地零售商不利:港元與美元掛鈎,令以人民幣計價的內地價格,在香港顧客眼中顯得愈來愈便宜,更何況內地疫後物價增長本身也偏軟。COVID防疫措施解除後的幾年間,香港居民北上的次數多達數千萬人次,而當中愈來愈多已不再是新鮮感驅動的outing,而是日常跑腿——午飯時間或週六早上順道辦妥,買花、買芝士蛋糕、剪頭髮,和深圳灣對岸其他悄悄變便宜的東西,一併列入同一張購物清單。

在這場更廣泛的轉變之中,鮮花恰恰是特別脆弱的一環。與一頓餐廳飯菜不同,花束可以預先做好,兩小時內人手帶過境,依然保持新鮮。與電子產品或衣服不同,它不需要保養,不需要試穿,不需要正規零售商的品質保證——一張微信上的實物照片,對大部分買家而言已足夠放心。而且與香港人從內地帶回來的其他東西不同,買花的場合往往是行事曆上固定、無法延後的日子:母親節、情人節、畢業禮、農曆新年。正是這種「不能等」的規律性,令跨境跑腿有利可圖,也正是這一點,令本地花店輸掉這場仗尤其痛心。

舖頭前線

在花園街後方一間細小的家族花店裡——那種在同一個窄小舖位經營了二十年、由母親傳給成年女兒、如今大多數早上都是女兒在櫃台打理的店——盤算已經變得殘酷地簡單。鮮花要提前數天訂購,又要在幾天內趁未凋謝前售出;即使是旺角一個地舖的租金,每月也動輒數萬港元;而每逢一年之中買花的大日子,總會迎來一波更平宜的內地貨源廣告,推送給同一批滑著同一個社交媒體feed的顧客。

這間花店的應對方法,是專攻那些微信跑腿難以輕易複製的東西:即日設計服務、按客人要求度身訂造的繁複花藝、一小時內送達而非「今日內」送達,以及——愈來愈多——轉向企業客戶、婚禮和喪禮花圈,這些場合的買家想要的是一間有牌照、可追責、信得過的店家,而非最便宜的花材。這實際上與獨立書店對抗網購、或裁縫對抗快時尚的求生策略如出一轍:從商品化的市場末端撤退,轉向仍然需要真人親身在場的那部分工作。

這種撤退能否持續,仍是未知數。設計服務和即日送達單張訂單的利潤較高,但同時需要更多熟練人手——而在一個生活成本持續攀升的城市,聘用熟練花藝師本身並不便宜。業內老行尊指出,每有一間花店成功轉型為主打設計的高端生意,就有更多間撐不到轉型完成便先行捱不住:租約到期、老闆年紀漸大退下,家中無人願意接手一門基本經濟結構已經逆轉的生意。

內地暫時買不走的東西

內地的替代作用並非無窮無盡,而未來數年能夠生存下來的花店,很可能正是那些看清這個界線所在的花店。人手帶過境的深圳花束,適合用作固定日子送出的禮物;但要應付婚禮當天早上現場搭建的花藝裝置、喪事發生後數小時內就要送達的花圈,或是按合約每週更換的企業大堂花藝——這些範疇仍然講究鄰近、可靠與可追責,而這正是任何跑腿收費結構都無法完全複製的溢價。

香港自己的花卉展覽,每年春天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如今吸引數以十萬計人次入場,本身正是這個行業「雙重現實」的縮影:公眾對鮮花的興趣一如既往地強烈,只是愈來愈多轉向活動、視覺盛宴與設計,而遠離最簡單的花束買賣交易——正正是內地競爭衝擊得最狠的那一環。

目前,儘管持牌花店不斷投訴無牌經營者在爭奪同一批顧客時,毋須負擔同等租金、稅項或監管成本,香港政府仍未就規管這門非正式跨境跑腿生意有所行動。這一點會否改變,充其量只是這個行業命運中的次要因素。真正重塑香港花卉業的,並非某個政策漏洞,而是一個匯率掛鈎機制、一段三十分鐘的火車車程,以及一整代顧客——對他們而言,「內地」早已不再是外地,而只是一間更大商場裡,比較便宜的那條走廊。